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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各地運動不斷，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選集》（一至四捲）竟能出版3.情趣用品68億冊（摺合9211萬部），堪稱出版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跡。
　　方厚樞
　　1962年8月進景觀設計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工作
　　曾任“毛餐飲設備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工作人員
　　1980年後歷任國關鍵字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編審、《中國出版年鑒》主編等職
　　享當鋪受政府特殊津貼
　　北京市新華書店在王府井大街等六個門市部投放一萬部《毛選》，不到兩個小時就搶購一空。個別城市還因投放工作不到位，發生“鬧事”的現象。
　　《毛澤東選集》新版（一至四捲）從1951年10月至1960年9月出齊，到1965年的15年間，各種文版累計印數4586.8萬冊（摺合1146.7萬部），由於實行計劃分配，長期供不應求，在書店門市部一直脫銷，讀者責難頗多。
　　文化部1965年1月召開《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工作會議，請《毛選》出版委員會的田家英作報告。田家英對《毛選》供應不足的原因作了說明：《毛選》一、二、三捲主要是進城以前編的，當時材料不夠，註釋不夠滿意，要重新審訂，近幾年又發現了許多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進去。因為考慮要出第二版，所以對《毛選》第一版控制了一下，為了照顧讀者急需，後來就決定出《毛澤東著作選讀》，選的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可以長期印刷發行。
　　1965年3月，文化部通知全國出版部門，除了保證學生課本的需要外，要將《選讀本》的印刷列為第一位的工作，爭取年內做到基本上滿足讀者需要。同時安排印製《毛選》（一至四捲）普及本100萬部以應急需。北京市新華書店於國慶節在王府井大街等六個門市部“投放”一萬部《毛選》，不到兩個小時就搶購一空，個別城市還出現了因“投放”工作不到位而發生“鬧事”的現象。
　　1966年2月10日，文化部黨委向中央宣傳部寫報告，說《毛澤東選集》（一至四捲）的供需情況多年來一直十分緊張。據人民出版社和新華書店在北京、湖北等地調查估算，至少需1100萬部以上才能基本滿足需要，《報告》中說，“按照必須高質量印製以及紙張供應、印刷能力的具體情況，要在一年內重印《毛選》一千多萬部（等於過去十五年的總印數）是辦不到的，只能分批予以滿足。”《報告》提出1966年重印《毛選》500萬部的安排。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的報告，批轉全國執行。
　　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上、下兩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同時出版了乙種本。到1965年底，全國共印製了《選讀》甲種本2291.4萬部，乙種本5602.8萬冊。
　　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後，於1961年4月授意《解放軍報》選登毛主席語錄，《解放軍報》即自5月1日開始在報眼上開闢了“毛主席語錄”專欄。後根據總政治部領導指示選編了語錄200條，於1964年1月印成16開本《毛主席語錄200條》（征求意見本），經全軍政工會議討論、增補，正式命名為《毛主席語錄》，編印單位改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共收語錄355條，印成52開本，於1964年5月1日正式出版，發行範圍限軍隊內部。由於地方出版部門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報經領導批准，從1964年9月開始，向地方供應總政版語錄紙型，到1965年底，全國共印製2800餘萬冊。
　　除了以上幾種毛主席著作外，還出版了毛主席著作各種專集本、彙編本、單著本，從1949年10月至1965年12月，共印了68290.5萬冊。
　　一切可以用於印製毛主席著作的紙張全部拿出來；應出或可出可不出的新書堅決不出，再版圖書一律不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量出版毛澤東著作成為全國出版部門的首要任務。文化部新黨委於1966年6月30日向中央上報《關於加速印製毛主席著作的請示報告》中說：文化部將動員全國出版、印刷、發行單位廣大革命群眾和廣大革命幹部，用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方法，千方百計擴大毛主席著作的印行數量。《報告》根據中宣部部長陶鑄提出“停印可以不出的書刊，大量印製毛主席著作”的指示，提出擬採取的“革命措施”是：打破過去指定少數印刷廠包印的老框框，全國凡是有一定條件、可以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廠都可以承擔印製任務；把一切可以用於印製毛主席著作的紙張全部拿出來；應出或可出可不出的新書堅決不出，再版圖書一律不印。各出版社要經過逐本審查，分別提出停版、修訂再版或再版意見，凡未經批准的一律不得重印；一般刊物可以考慮合併，有的可減少篇幅或延長刊期，有的暫時停辦，等等。
　　“全年書籍用紙共7.2萬噸，計劃用4.6萬噸印製毛主席著作；全年課本用紙7萬噸，用紙有餘，也可印毛主席著作。”
　　7月12日至16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毛主席著作印製工作會議”，落實1966、1967年大量印製毛主席著作計劃。石西民副部長在報告中提出：1966年全年書籍用紙共7.2萬噸，計劃用4.6萬噸印製毛主席著作；全年課本用紙7萬噸，由於學制改革，課本用紙有餘，也可用來印毛主席著作。全國書刊鉛印生產能力現有500多萬令，今年計劃用50%來印毛主席著作。
　　8月8日，全國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新華社消息。報道說：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出版、印刷、發行部門的廣大幹部和職工立即動員起來，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消息中宣佈：《毛澤東選集》1966、1967年兩年全國計劃印3500萬部；《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和毛主席著作單行本在今明兩年內做到充分滿足需要。
　　12月10日，文化部黨委向中央寫報告，說根據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1967年全國印製《毛澤東選集》的計劃可達8000萬部，但目前紙張只能落實6000萬部，希望中央指示有關部門設法解決。陶鑄於12日批：“已告中宣部明年出版主席選集8000萬部，並爭取超過，請總理批示。”周恩來總理於13日批：“同意。即送富春、秋里閱辦。”
　　1967年1月4日，周總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全國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新聞出版界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去年《毛澤東選集》印了3000萬套，今年打算印8000萬套。”正式宣佈了《毛選》1967年印製8000萬部的計劃。
　　“輕工業部太不像話，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澤東選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輕工業部的反。”
　　文化部出版局於1967年1月10日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第二次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計劃會議”的籌備會，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出版部門及中央有關部門的代表40餘人出席會議。這時，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策划下，上海發生了《文彙報》、《解放日報》被“造反派”造反事件，這股風迅速蔓延到北京，民族飯店的會議開到第六天，就被人民出版社一個群眾組織“造”了“反”，草草收場。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首都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三司令部）、《人民日報》遵義紅旗戰鬥團等22個群眾組織的聯合宣言，同時發表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短評：《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權我們掌》。
　　1月26日晚，王力在人民大會堂山東廳接見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單位的“造反”組織代表。江青、陳伯達也參加了接見，江青高興地說：“你們奪權奪得好！”上海一個出版系統的“造反派”代表在彙報中說：“輕工業部太不像話，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澤東選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輕工業部的反。”江青說：“這個反應該造。”
　　1月27日，由北京、上海26個“造反”組織組成的“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印發的“第一號通告”宣佈，“籌委會”已於1月23日在北京成立，宣告“徹底砸爛舊文化部、舊出版局，出版、印刷、發行毛主席著作的一切大權歸這個委員會。”並宣稱：“任何人膽敢阻撓、破壞毛主席著作的出版，以現行反革命查處！”
　　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決定取消一切所謂“全國性組織”。“籌委會”的頭頭即向王力請示，14日，王力秘書電話傳達王力的意見：“你們可以改變組織形式，繼續工作。”並說“機構要小一些。”關鋒在旁說：“我們‘中央文革’還是小組嘛，你們是否叫印刷小組？”“籌委會”的頭頭回答說，叫“印製小組”好一些。關鋒說可以，於是“籌委會”就取消“全國”兩字，更名為“革命造反派印製毛主席著作小組”（簡稱“印製小組”）。
　　3月6日下午5時，王力的秘書突然給“印製小組”打電話，傳達中央首長批示：《毛選》註釋、出版、印刷一切事宜權力都屬於中央。就這樣，這個“印製小組”存在了三個月就結束了。
　　“為了使原出版局工作照常進行，暫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領導職權。”
　　4月30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中央各機關各派的代表，在講話中提到：“文教口已經拆散，‘中央文革’小組直接管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華社。‘中央文革’小組下設宣傳出版、藝術電影、教育三組。出版局屬出版組管。”
　　經過一個短時期的醞釀、磋商，“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於1967年5月11日成立。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任務和工作範圍，在“中央文革小組宣傳組辦公室”印發給中央有關部委、軍隊、新聞單位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的通知中作瞭如下說明：“根據‘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舊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屬單位歸‘中央文革’宣傳組管理的決定，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需辦理的業務、行政工作照常進行，暫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領導職權。”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下設秘書、印製、物資三個組，工作人員前後略有變動，參加工作時間較長的有13人，分別來自下列各單位：國家計劃委員會文教局、輕工局各1人，文化部辦公廳、出版局各1人，人民出版社3人，科學出版社、中國印刷公司、紙張供應站、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北京新華印刷廠、人民教育印刷廠各1人，由常工負責。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成立時，“中央文革”宣傳組負責人對參加工作的人員宣佈三條規定：調來的同志不搞運動，不能把不同觀點帶進來辯論、貼大字報；黨員成立臨時支部（後來實際沒有成立）；工作人員和原工作單位只有工資關係，回去後不能以辦公室名義支持這派反對那派。　　（原標題：中國出版史空前絕後的奇跡）